轉自 ⌈台大社會⌋ 發布的文章，原出處為以下網址：
https://www.facebook.com/share/p/1EmQR2Coke
講題：The Morality of decision making in cancer treatment
講者：Tanya Stivers (Professor of Sociology, UCLA)
主持人：洪晨碩（台大社會系助理教授）
時間：2026/3/26（四）12:30-14:00
地點：台大社會與社工系館R319
演講語言：英文
紀錄人：陳涵紀
本次演講者為 UCLA 社會系教授 Tanya Stivers。在本場演講中，Stivers 探討了癌症治療中的互動以及醫療決策。Stivers 指出，儘管美國病人普遍渴望「善終」，但現實中安寧照護卻常於病患的治療末期才被導入。研究透過分析醫病互動的錄像資料，揭示了醫師如何利用「世俗道德」來說服病人接受積極治療。這種持續性的道德壓力與行為制約，解釋了為何病人在癌症末期仍難以放棄積極治療，並促使我們反思在診療過程中引入「不治療」選項的可能性。
Stivers 首先說明，這項關於腫瘤科道德與決策的研究起源於一個現象上的悖論：當透過調查或訪談詢問美國病人的意願時，大多數人表示在生命盡頭時，希望能在不痛苦、且待在家中而非醫療機構的環境下度過，也就是所謂的「善終」。然而，儘管有這樣的期望，大多數病人最終仍是在醫院等醫療機構中去世。這現象顯示了安寧照護（hospice care）與緩和照護（palliative care）的利用率不足。雖然安寧照護的使用率從 2010 年的 6% 增加到 2019 年的 52%，但 Stivers 強調這數字有誤導之嫌，因為大多數病人直到臨終前一個月才尋求安寧照護，在此之前他們可能長期忍受痛苦並接受積極治療。研究顯示，若能更早開始緩和與安寧照護，病人其實能活得更久且擁有更好的生活品質，因此這種現狀被 Stivers 視為一個待解的謎題。
針對這個謎題，Stivers 觀察到公衛專家通常將「教育」視為解決方案，認為只要向病人解釋清楚，他們就會做出理性的行為。然而，在實際的醫病互動中，教育顯然是不足的。Stivers 質疑，是什麼樣的互動導致病人在癌症晚期仍堅持延長生命的治療，因此她決定採取一種較為迂迴的路徑，不直接研究臨終階段，而是聚焦於癌症的早期與中期照護。她認為，病人是在治療初期的社會化（socialized）過程中，被訓練去採取某種方式看待自己的癌症治療方案。如果醫師在頭一兩年的治療中從未向病患提起「不治療」的選擇，那麼當醫師在末期突然建議停止治療時，病人聽起來就會覺得那是在「放棄」。
Stivers 在分享研究結果前，先介紹了三個文獻背景。首先是醫學權威與病人自主權的消長。醫療體系已從過去的「醫師家長主義」（physician paternalism），轉向現今多數國家推行的「共同決策」，甚至病人得以在醫療決策中主動否決、抵抗醫囑。其次是關於「生命權力」（bio-power）驅使下的治療義務：醫師接受的訓練是如何治療，而非如何「停止治療」。因此，結合前兩個文獻脈絡，當癌症診療過程中，醫師決定推行積極治療，但病人卻擁有自主性時，會發生什麼事？在本研究中，「世俗道德」（secular morality）的介入便顯得重要。在現代社會中，維持健康已具有特殊的道德地位，個人被賦予了照顧自身健康的道德責任。Stivers 主張，擁抱積極治療的病人被視為是有美德且負責任的，而那些不配合治療的病人則被視為違反了道德秩序。因而，在今日的醫療環境下，當醫師積極推行治療，但病人也擁有抵抗權力時，道德論述便成為醫師重要的說服工具。
為了驗證這些觀點，Stivers 與研究生分析了在美國西部收集的 90 場腫瘤科門診錄影，涉及五位不同領域的腫瘤科醫師。數據分為兩部分：一半涉及新診斷或疑似癌症的早期病例，另一半則是治療中期的病例。Stivers 發現，在癌症早期，醫師會將追求治療框架為病人的道德責任。醫師在提出建議時，使用的並非中性的選項陳述，而是充滿道德意涵的語言，例如稱某種方案是「合理的」、「最好的」或「正確的事」。此外，醫師常展現出「預設順從」的姿態，在病人尚未正式同意前，就開始討論下週的手術日期或預約化療時間。這種做法讓病人更難拒絕，因為治療已被框架為一件「即將發生」的事，而非還有待商榷的選項。
當病人表現出抗拒時，Stivers 觀察到醫師會發動一系列基於道德的說服工作。她舉了一個輸卵管癌病人的案例，該病人雖然動了手術，但不願接受接下來的化療，並分享了一則關於化療無效且痛苦的故事。醫師對此並沒有簡單接受病人的疑慮，而是利用道德與「不治療的後果」來進行說服。醫師強調即使肉眼看不見，也必須假設有無形癌細胞存在，並稱這才是「安全」的做法。醫師甚至以個人名義表示：「如果是我，我會毫不猶豫地接受化療。」這種說服將 18 週的化療與幾年後死亡的風險進行對比，對病人施加了道德與心理壓力。
而在癌症治療中期的病例中，Stivers 發現互動方式有所改變。此時醫師會充分承認病人正在經歷的是一種「掙扎」，但會強調這種掙扎是必要且有價值的。醫師會利用「常態化」（normalizing）技巧來縮小治療的痛苦感，例如將原本顯著的副作用描述為「正常現象」或「必經之路」。Stivers 舉例，當一名年輕女性接受放射治療時，醫師會刻意強調治療過程極快，僅需四、五秒鐘。這種描述方式是為了讓治療聽起來更容易忍受。此外，Stivers 發現中期治療中常出現對病人的「讚美」，這在一般醫療互動中並不常見。醫師會稱讚病人是「搖滾巨星」（rock star）、做得「太棒了」（doing great），只要病人能堅持在治療軌道上，就會獲得高度肯定。Stivers 指出，這種讚美與鼓勵實質上強化了「堅持治療即是道德正確」的立場。病人和醫師共同行走在一條道德道路上，醫師不斷利用道德來確保病人的初期投入與後續堅持。在 Stivers 搜集的所有中期治療資料中，醫師完全沒有提到「停止治療」的可能性，所有的努力都聚焦於如何留住病人並讓他們持續下去。但這也導致了一個後果：由於病人在整個癌症歷程中被社會化為「治療是唯一的路」，當病情到了末期，要轉向安寧照護就會變得異常困難。
最後，Stivers 提出基於此研究成果的道德與實務反思。她認為醫師並非故意要造成這種困境，而是因為醫師專業的社會化過程就是教導他們要「治癒」而非「放棄」。她建議醫師應嘗試在整個癌症歷程中，將「不治療」作為一種例行選項與病人討論。雖然這是一個重大的倫理挑戰，可能會讓部分病人在早期就放棄治療並導致死亡，但這也能減輕病人在末期不必要的痛苦。Stivers 提到，如何在延長壽命與減少痛苦之間取得平衡，並在溝通中打破「必須治療」的唯一框架，是未來癌症醫療溝通中必須面對的關鍵課題。
